文津图书奖是由国家图书馆主办、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，旨在传播知识、陶冶情操，提升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。呼伦贝尔市图书馆《有书共读》栏目特别推出“文津奖获奖及提名图书系列推荐”，精选历届获奖与提名佳作，帮助读者在浩瀚书海中找到触动心灵的佳作，让阅读成为连接知识与心灵的桥梁。
图书推荐
书名： 上学记
索书号：K825.81/1
馆藏地点：3楼社会科学阅览室
作者简介)
Part1
何兆武，1921年生，原籍湖南岳阳，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，先后就读于土木，历史，哲学，外文四系。1956年至1986年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，研究员，1986年后，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。译作有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，帕斯卡尔《思想录》，康德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，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等，著有《历史理性批判散论》《历史与历史学》等。
展开剩余85%文靖，1975年生，本名文静，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，哲学系，曾任生活。读书。新知三联书店编辑，现为自由撰稿人。
内容简介)
Part2
《上学记》是一部浓缩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珍贵记录。书中，何兆武先生以亲历者的平实口吻，讲述1921年至1949年从少年求学到西南联大毕业的历程，联大七年的求学时光是全书最动人的篇章。
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却是何先生口中“最惬意、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”。书里生动再现联大自由开放的学风：无标准教科书，教师可尽情阐发见解，学生能自由选课转系，图书馆与茶馆皆是热烈讨论的课堂。闻一多、冯友兰、金岳霖等学界泰斗，也从历史符号化作有血有肉、风骨卓然的师长。
更引人深思的是何先生对“幸福”的追问：物质匮乏、安全无虞的战争岁月里，为何那一代人能精神富足？答案是对知识真理的纯粹追求，以及对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。本书荣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，无论历史爱好者、教育工作者还是求学青年，皆能从中汲取丰厚精神养分。
精彩分享)
Part3
一、日本人来了
1931年"九一八"事变的时候，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。当时我的一个堂兄从沈阳来，打算看看北京，再回沈阳找工作。9月19日那天，天气炎热，父亲下班回来，一进门就说："你不要回去了，号外登出来，沈阳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。"由于当时的不抵抗政策，不久东北三省就全境沦陷了。历史的功过很难评说。当时，全国人民都痛斥张学良，作为东北三省的最高长官，竟然一枪不打就全部放弃了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张学良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蒋介石的命令，可那时候的人并不能谅解他。迫于压力，张学良很快撤到了山海关，整个东北三省就此沦陷，北京逐渐暴露在最前线。
那时觉得北京已经不安全了，为了躲避战乱，不久我们就回了一趟老家。我的老家在湖南岳阳，正在洞庭湖人长江口的地方，离岳阳楼很近。岳阳楼非常有名了，和武汉黄鹤楼，江西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。唐代大诗人杜甫题诗"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"，到了宋朝，范仲淹写了一篇有名的《岳阳楼记》，"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",这两句现在大家都会背。一天我在岳阳楼上玩儿，看见远处有四艘军舰冒着黑烟开过来，到了湖中心卸下小皮艇，大概有一二十条的样子，都是日本兵，拥到岳阳楼上参观。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上印着"大日本军舰保津","大日本军舰“出云”、“保津”,“出云”都是他们的船号，“出云号”就是后来“八一三”时候的旗舰，也就是司令舰。看了以后，我心里非常不舒服。怎么能长驱直入，直接把军舰开进人家的内湖，这不是敞开了横行吗?这在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的，可他们居然就这样横行霸道。
冬天，天气已凉，我们家又回到了北京。在此之前，我就读于祖家街的第三中学，那里曾经是明朝降将祖大寿的旧宅，所以叫“祖家街”。但从湖南回来后正值学期中间，我就失学了。父亲的一位朋友和一所私立中学的校长很熟，于是我被带到这个学校插班。这所私立学校名为“五三中学”,1928年5月，北伐军占领济南，日本人制造了“五三惨案”，该校就是为纪念5月3日国耻命名的。当时，北京有很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，又叫"野鸡学校"，不过这所学校各方面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。老师都是从北师大毕业的，总体上讲水平还不错，而且尽职尽责，非常诚恳。有一次我和关崇焜在学校里和数学黄老师谈话，他平日对我们俩比较垂青，那天他郑重地说："你们就要毕业了，一定要读一个好高中，入师大附中，将来上清华!"
二、三个大学从来都联的很好
西南联大是北大，清华，南开合起来的一所大学。南开的人少，钱少，物质力量也小，占不到十分之一。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，其中，清华占了有多一半。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，而且合作得很好。当然也有联不好的，像西北联大，一年就散伙了。因为那几个学校本来就是不一样的，硬把它们捏在一起，矛盾闹得非常厉害，以致无法维持。西南联大却一直都联得很好，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。随便举几个例子，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，他是南开出身的，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，他是北大出身的，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出身的。由此可见，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，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。
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。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，文、理、法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。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，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，比较特殊。云南教育差一些，师资也差，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书人才，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，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，先是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课，后来就直接招生了。可在我们看来，师范学院有点像"副牌"。比如我们有历史系，师范学院只有"史地系"，大概考虑将来到中学教书，没准儿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，所以就两门一起都学一点儿。再比如他们有个"理化系"，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，化学系是分开的，课程的内容，程度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战后复员时，师范学院独立出来，成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。
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，工学院在拓东路，位于昆明城的东南角，文，法，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，在昆明城的
西北角。校本部就是挂"西南联大"牌子的地方，像校长办公室，校务组之类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。我们住在校本部，是新盖的校舍，叫"新校舍"。其实就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，连砖都没有，都是夯土打垒，古人管这叫"板筑".窗子没有玻璃，支上几根木头棍子在那儿就作为隔断了，幸亏昆明天气好，不然天冷受不了的。
和今天比起来，那时候的学生实在太少了。工学院五个系，土木，电机，机械，化工，航空，学生是最多的，总共不过四五百人。有一个航空系的同学跟我很熟，带我去参观过，看那些风洞器，流体实验之类，像是很先进的。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，初等微积分，普通物理课是必修。记得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，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时候越来越快，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画出一条曲线，然后根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得到各种数据。仪器都是国外的，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，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，那也是学国外的规矩。因为酒精挥发得快，一下就干了，可以立即进行实验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。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，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，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儿都不含糊，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。工学院的每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，制模翻砂，打铁炼钢，都是自己动手。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其实并不都是那样。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地干，就是没人家熟练，笨手笨脚的。
文，法，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统计过，印象中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。文学院有中文系，外文系，历史系，哲学系，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，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。像中文系，历史系每年只招十几个，哲学系人最少，每年只有两三个。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，总得有二十个。法学院包括政治系，法律系，经济系，商学系和社会系，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，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。法律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，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，一年总有四五十人。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，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。可是其他的，比如学政治的，出来你干什么?做官也没你的份。
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，我们43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。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，多的时候十几个，42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。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，出了五六个尖子，包括黄昆，张守廉和杨振宁，号称"三大才子"，现在都是大名人了。全校一年级不分科，考六十分就pass(过关)，可要想在二年级入系的话，至少得考七十分。比如进大学考的是数学系，你的物理成绩够了七十分，只要愿意，二年级就能上物理系。但我至今不知道，如果每科都考六十分怎么办，那岂不是哪个系都进不了了吗?
推荐理由)
Part4
何兆武先生的《上学记》，是珍贵的历史记录，更是开年之际映照当下、回应精神困惑的绝佳读物，该书斩获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、2006年度华语图书传媒大奖历史传记类奖项。
书中，何先生亲历的西南联大七年，虽处烽火连天、物质匮乏的战争年代，却被他称作“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”。他在书中直言：“幸福的条件有两个。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、美好的……另一方面，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。”正是这份对个人与社会未来的笃定，让一代青年在自由学风中把读书与报国融为一体。即便身处战乱，他们仍“非常肯定地认为：战争一定会胜利，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”。
新岁启封，当我们或陷“拔根”的迷茫，或困于“筑墙”的现实，《上学记》里这份对未来的坚定信念，恰能为我们锚定价值之“根”、打开思想之“窗”。不必复制西南联大的传奇，愿你在开年读此书，汲取穿越时空的希望与力量，于不确定的时代建立内在坐标，奔赴新岁的万千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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